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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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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女性高学历者难以寻找恋爱对象，是由于潜在的可“匹配”的对手太少的缘故，这就是造成所谓优秀的知识女性会在婚恋上出现障碍。因为在婚配择偶上，“同类匹配”和“梯度择偶”是人类的通性。“同类匹配”也就是门当户对；而“择偶梯度”则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和条件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则相反，会挑选社会地位和条件较好的男性的模式。
在常态的社会里，其成员的成就和能力（学历）的统计值分布通常是个宝塔状的正态分布曲线，处于成就能力的数据最前（高）端的总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总是集中位居于中下游之中，所以对比事业上的优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若按能力地位配对的排列组合，女性优秀者一般不会成为匹配多余者。但是我们的社会里，有不少高职位女性确实成了多余的“老大难”，这是什么缘故的呢？
在红色中国的都市里，女性的事业成就率确实比常态社会奇高。这是由于长期来左倾化的“妇女解放”社会实践得以展开的结局，这种左倾式“解放”模式仅是以获取社会性的功利性成就为荣耀，而以政治名义（又是“面子”！）替代了妇女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在方法操作上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途径，遏制男人天赋能力的开发，特别是扼杀创新智慧的潜质和勇气，使得女性揠苗助长的同时，另一面又制造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状。
左倾式妇女解放更是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予以女性多重庇护和支撑，同时又压制着下层男性的健全成长。每每出现在两性关系上的纠葛时候，则“性别歧视”之类词儿总是适用、但却仅仅只是指责着男人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场景，在处理男女关系时候，男总是得“让”女一点，否则便动辄扣上“性别歧视”（或相称的）的帽子，然而即便是如此“让”了，在口头和舆论上（其实质还是面子！）男人们还得承认已经是在搞了“性别歧视”，因为“让”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内含着“男尊女卑”价值主导性，是“封建遗毒”，要不然还得扣上深入的、加重了的“性别歧视”帽子（如“男性霸权”词儿）！于是，当由男人都“让”给了女人之后，就酿成了浅薄而偏执的女权主义色彩的市民价值观。正如多年前在上海公演话剧《寻找男子汉》的时候，所展示出的马路上约会情景。男青年们感叹道：“当男人真难啊！”。男青年当约会时候，若早于女友到达约会地点，则会被女友嘲讽：“没有男子汉气派”，但若晚之，则更被责骂为：“没有男子汉气量”。总之，在左倾主义视野里，男人本来就是道德低级加丑陋！就如在电视剧《渴望》中王沪生角色所展示的知识男人形象，竟会博得满堂喝彩。
如此，则无疑大大揠苗助长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和自豪感觉，但却歪曲了人类两性之间恒古的和谐蕴涵。譬如，成年男人身材普遍、也应该要比女人高大，于是作为男女两性间的和谐配比关系为：男人所需消耗的食物养料一定要比女人多，尤其是在发育阶段，不然的话，男人势必发育不良。作为生理常识，即使未受过教育的文盲都知道，男女胃口不一样，但是中国式女权主义者能明白吗：男人在教育上所该投入的精神养料也应比女人多，更不应以妇式教育规范男子汉（即如同“以妇人之心，度汉子之腹”！），不然，同样会出现男人的智力发育不良！——遗憾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如此局面，可悲的是，这还作为妇人自豪的依据，更进一步地推论为男人必须“让”的理由来——由此遁入怪圈之中。
因此，尽管如今女白领已经取得了不比男白领差多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嘴巴自然会硬朗起来：“独立”啦、“解放”啦。但是另一侧面，江山易变，本性难改，在她们的婚嫁潜意识中，择偶传统性依旧。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经济等方面还得向往着依附于男人，倘若找了个男朋友比自己的“条件”差，那就认为是自己看走了眼而成无能状，脸上无光彩，走在街上抬不起头来；反之，才会觉得自己有面子。于是她们的寻偶既是，既要求男方事业上明显比自己高些，又要求对方象传统的丈夫那样能照顾好家庭和自己，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在白领阶层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如此一来就大为减小了匹配概率。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却又将症状归咎于男权主义，说这是由于男人的偏见使得“不愿意娶高学历女白领”——其价值深处的真实基础乃是女权主义的“让”哲学。
何况，左倾式的女权主义还造就一批中国特式的女强人，其表现为一味而单纯地追求与男人比试强悍，如此破坏了千万年来人类社会男女之间所维系的动态平衡，损害人类和谐有序的公正。因为“公正，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如此的女强人身上多得是“人”，却少见了“女”。这个“女”对于求偶男士来说，有着青春烂漫和妖娆妩媚的魅力韵味，失即此仿佛成了“中性”的朋友，寡然而无趣。爱情本以两性间相互吸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所产生的美为基础和前提，所谓“距离产生美”即是。而如今有的女强人造就的扁平型性别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性别差异所产生的两性间“距离”，致使男女性吸引减弱。
因为从男性角度寻偶，则需求的并非总是能与女性的形成同构互补的价值匹配。男人本是个视觉动物，男人成功者，往往会去找年轻漂亮的姑娘。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凡女性在事业上成就高端者，这种成就若是奠基于高度知识职业性质的，不仅往往缺乏女性魅力，而且在外貌天赋上也往往不够美丽，而且愈高者愈差劲，亦即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正是“正义”缺乏的症状之一，由此造成女白领“身价”的贬值。
夫正义者，众说纷纭，观点繁多。总括言之，是指“应得的赏罚”（desert），乃是一种均衡的机制，使得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多劳则多得，德高则望重，最终形成优胜劣汰的结局。然而本土的情景，由于所受制于宗法性质的血缘社会关系式网络之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均须以势利的“做人”手段开道，名利分配讲究宗法等级秩序排列。尤其是在毛时代，更是从反智立场出发，极力伸张品行的低贱性以捧为时代之美德，由此造就卑鄙成了通行证，高尚成了墓志铭，以至于流毒积习“冰冻三尺”。且看当今时代，基层大众的生活工作之处，到处张贴着人生戒条：“忍”字，这意味着民众仅为着己身有机体生命的苟活延续而自觉弃权于正义诉求，更具讽刺的是代之以“毛”像作为符箓供奉。
考察西方社会进步之神速，正是渊源于正义性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时期，智慧的哲人都在探讨“正义”问题，其时流行的合乎正义的“四主德” 之一，即是“智慧”。从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起，西方的伦理学便确立了美德与知识、智慧紧密关联的优良传统。
反观本土的毛时代，荣膺“功名”者，现实地为知识低下者居多数，彼等之荣归便当艳福光临猎娶美女。按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生物学规律，如此一来，其配对者的繁衍后代大多成为低智商 + 美貌相结合的内在品质模式，其女性族就如“绣花枕头”之类货色，肤浅而傲岸。反之亦然，知识分子则落难成为弱势群体，其所能寻求的婚配对象，也较为一般，这在社会宏观的统计规律上，有着相当的比率。
如此的左倾化机制形引导成劣胜优汰的局面，不仅致使人种才貌成反比，财才相背离（“脑体倒挂”即是一种说法），还存在着德才莫能兼备两旺。且看阶级斗争年代里，足显示出“无产阶级”的本性的是，那些鸡鸣狗盗之辈，看风使舵之流，吮痈舐痔之货，鬼蜮伎俩之徒，尽显“有用之才”，得势得益菲浅。
于是出现了这种常见情景：外附于男士之身的钱财权势自然很吸引女白领的眼球，可是女士还担心着男士所具备忠诚和责任心的内在品质。问题是，这内外两者之间关系颇为微妙。倘若有成就的男性白领年龄偏大的话，则往往是意味着，至少有段事业历程在本土的传统环境氛围里成长起来的，那么他的事业拼搏过程中要获得成就，势必与事业相伴随的是人缘“关系”，而且两者往往成正比率展开。问题是，在一个传统宗法性加左倾化的社会体系里，缺乏的是正义引导的机制，在作出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往往为社会的无序化（降低机制的正义性）人伦秩序作出了“贡献”，如同热力学的封闭系统中作功“增熵”效应。
人缘“关系术”，是依赖着那种从事形而下的特殊主义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识性的势利术禀赋，而排斥掉普遍主义的高尚、正义的伦理德行，所以必是同购对应于德性低下的品行，亦即德性与关系术秉性之间呈负相关性。依仗着“关系术”而伴生的“成功”人士，则很自然地难以保证有婚姻上的忠诚和有责任心之类品行。
于是，白领，无论男抑或女的，在婚配找对象上，都陷入类似于王国维所感叹的“人生悖论”之中：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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