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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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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当今白领婚姻中的拜物主义中，其深层的动机不是别的，就在于个人的婚姻受制于世俗化的“做人”的面子需求。
须知在中国，任何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女，他们个人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并非是游离出社会人伦秩序的关系之网的单纯两人世界的事情，婚姻的自主性被否弃于家庭与社会的伦常之中，套用一句长期来极为流行的左倾话语来说：人们的一切活动“不脱离社会生产实践”， 而所谓生产实践必定是在社会关系之网络中展开的，在本土的实际情景即沦落为日常的“做人”。由“做人”推知，凡是个人的婚姻事情总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至于“看”的内容，无非是人的攀比财力阔气，使之“活得有体面”。这种生存状况的真实处境乃，于“杂然共在”之中的“沉沦”（海德格尔术语）。大众日常价值的评价态度，只是对于世俗物质的生活才感兴趣，而不会触及价值高层次的意义。人们陷于默认的攀比竞争之中，长舌习惯于闲谈某某人的恋爱与结婚，有怎样如何的物质上气派，各自打听对方新婚有几桌酒席，有多少面积住房，女友（新娘）美丽否，有无小汽车等，再者反思度量别人如何看得起我的物况资质？至于俩人情感世界的融洽状况，是无关乎探听意义的，于是导演着“一种紧张的、两可的相互窥测，一种互相对对方的偷听。在相互赞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3只是对于国人来说，婚姻恋爱床帏隐私之类从来就是窃窃私语的热门重头话题。
白领族的真实境况还在于，不同与正统的资产阶级身份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私人资产，也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定是个附庸者，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他们行动上受外在权势支配，因而谨小慎微，观念上也缺乏属于主体自我的资源，只是跟随大流随缘瓢泊，尤其是在远离学校，在与物质形态打交道的农工商贸环境氛围中更是如此。
与西方社会本质差异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使得处身于社会之中的人们，向来不能有人格独立状态，而只是扮演各种社会的“角色”。反映在青年人的婚姻上，对待如此一桩人生的大事，就是要对得起父母双亲，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学，社会广泛的方方面面，在面子上算是有光彩，被人瞧得起。在我们社会里，白领只是人数上的少数派，按照本土伦理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打成一片”，入乡随俗的做人原则，只得随大流，和稀泥。不然的话，连工作的开展都会成问题的。
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个社会的风尚，是渊源于该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性质。
中国的国粹文化“面子”，其实是宗法等级化社会中的等级符号（面具），E·卡西尔论证过：“人是符号的动物”。由于本土政治伦理的“家国同构”的性质，使得处于不同社会等级阶梯上的成员，不管是白领还是其他人员，均须以于其处身地位（官位、职位、经济的）相称的“面子”来显露于外、装帧于社会伦常之间，如此的人生方才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合乎中国式“做人”要领。
尤其是在红色中国的大城市里，女人的至尊地位造就了女性生活价值观的主导性效应，充分显示于城市生活里的许多场合，由于女人的超越本性先天性的匮乏，这样就加剧了大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物欲财富充面子的鄙俗心态。
本来，人之生存于世间者都有着荣辱和幸福感，问题在于以什么样“意欲的努力方向”充填进荣辱幸福的内容，以及如何以“我”以为的适当的比率协调物质——精神，肉体——灵魂之间关系。健全之人会求得“黄金分割”的和谐配比，以进入“人，诗意般地安居大地”之美学境界。然而在异化状态下，物欲凌驾于一切，物质攀比恐慌症的发怵压倒了人的内在情欲的饥渴，于是婚姻爱情已大力退位给了物质财富攀比的手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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